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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的节制生育史话

作者:黄薇    据《文史参考》    日期:2015-11-17 13:06:40
晚清民国的节制生育史话

(图片来源:网络)

在中国,“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观念几千年来深入人心。中国古代相当长的时间内,人口与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兵力和综合国力密不可分,各朝代生育政策的主调都是鼓励多生。清代的“康乾盛世”,随之带来一个人口的大爆发。中国土地上人口总量的数字不断被刷新,似乎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过:多生还是少生,这是一个问题。

时间推至民国,西风渐入,无论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还是美国节制生育运动领袖桑吉尔夫人的访华,都启发着中国人从更加科学理性的角度,思考生育和民族进步的关系。但民国时局动荡,既有军阀混战,又遭外敌入侵,国民政府没有全国性的、明确的生育政策,也缺乏从上至下推广的执行力。不过,“中国人应当少生孩子”的观念已经萌芽破土,甚至在社会上引起过热议。谁是第一个在中国倡导计划生育的人?可谓众说纷纭:由马寅初向上追溯到邵力子,再到张竞生,甚至可推及晚清的汪士铎、洪亮吉。由人口观念的变迁,我们或许可以看出百年间中国社会思潮发展的一个侧面。

晚清最残酷的人口学说

鸦片战争之前,社会的相对稳定和“摊丁入亩”的赋税政策,使得中国人口出现了大幅增长。据历史学家何炳棣的研究,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中国人口由1.5亿增加到3.13亿,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已高达4.3亿。人口的急剧增长,并没有带来人口素质和农业技术的同步增长。有资料显示,1711年至1812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下降了92%,减少到2.19亩。

如此严峻的人地之争,让统治者们有所察觉。1709年,康熙曾对大学士们感叹“今京城米价甚贵”。朝堂上当场就有人回复:“盖因人民繁庶之故。”乾隆也在一条上谕中批写道:“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历经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的官员汪辉祖,对米价涨势印象深刻,他十余岁时“米价斗九十”(每斗米九十文),而到六十多岁时,米价已涨至“三百文”。

洪亮吉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提出了他的人口论。在著作《意言》的《治平篇》、《生计篇》中,洪亮吉指出人口增长过快的重重危害。如何解决呢?他提出“天地调剂法”与“君相调剂法”,前者借助自然的力量,如水旱疾疫,后者则用发展生产等政策来减轻压力。但洪亮吉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认为这两种办法最终仍无法解决人口问题,这或许来自于一个错误的估计,他过分夸大了人口增长的速度:“则视三十年前增五倍焉。”三十年增长五倍人口,其实远超人类生殖能力的极限。他发表上述观点四年之后,英国人马尔萨斯才于1798年出版了《人口论》。洪亮吉作为节制生育思想最早的“本土资源”,后来被知识界发掘出来。

1840年后,中国外患内乱频仍。“人多”与“世乱”往往相联系,于是有人提出要减少人口。被称为“计划生育第一人”的汪士铎,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汪士铎是江苏人,1859年曾入胡林翼幕,受过曾国藩的重用,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积极出谋划策。1855年到1856年间的《乙丙日记》,是他被太平军俘获期间所写,是主要议论中国人口问题的一部著作。这本日记中,他明确提出“人多则穷”、“人多致乱”的观点,认为之所以发生太平天国这样的社会动乱,唯一的原因就在于人太多。

汪士铎在书中针对人口问题,提出了令人瞠目的建议:一是实施晚婚,男子“定三十而娶”,女子“二十五而嫁”,“违者斩决”。当时中国农村中大多数人十五六岁就已婚嫁,他主张早婚就要杀头,无疑骇人听闻。二是提倡限制婚配和药物避孕,一家只许有一子或一女,最多两子,两女是不被准许的。对已有孩子的人家,要广施“不生育之药方”。明清时期,江浙一带堕胎药的生产销售己十分商业化了。最触目惊心的是他对女人的仇视——汪士铎推广溺婴,尤其是女婴。溺婴现象在中国民间由来已久,但汪竟然主张将其制度化:“驰溺女之禁,推广溺女之法。”最后,对于违法乱纪的囚徒,汪主张用严刑峻法大量诛杀之。

如此酷烈的提议,给汪士铎带来了“人口屠夫”的骂名。其实汪士铎的个人生活相当悲惨,他前后娶过两任妻子,总有四子四女,其中四子一女出生不久即夭折,可见当时婴儿死亡率之高。而历经太平军之难,最后仅有一个女儿活了下来。孩子们逝后,汪士铎日夜神魂不安,悲痛万分,最后竟演变为不堪忍受的“生女之害”。而他对小自己二十一岁的续妻沈氏的厌恶,使这种感觉变本加厉。他把沈氏称为“悍妇”,夫妻整日争吵。大约考虑到自己的主张激烈极端,难为社会所容,汪士铎生前虽自认《乙丙日记》是其最珍贵的文字,但始终秘不示人。他的遗稿于1935年被史学家邓之诚所得,整理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汪士铎以对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的深入研究而被尊为“中国的马尔萨斯”,同时也因其观点怪诞获得“近世南京名士中一大怪物”这样的称谓。

虽然清代统治者意识到人口问题带来的沉重包袱,但节制生育的政策并未被推行。清末十年修律,沈家本主持修订的《大清刑律草案》中,视溺婴为杀人之罪,并全面禁止堕胎。不过,清王朝旋即覆灭,由此修订公布的《大清新刑律》根本未及实施。

晚清民国时期刑法禁止堕胎

1907年 清政府仿效日本刑法,首次在刑律中引入“堕胎罪”。

1912年 北洋政府司法部颁布《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它与《大清新刑律》高度一致,具有典型的过渡性质。堕胎罪的犯罪主体不仅包括医师、药剂师、药材商等,亦包括怀胎之妇女。此外,其他违背孕妇意愿以强暴胁迫或以欺诈使孕妇堕胎的人也在处罚范围之内。1928年废除。

1928年 南京国民政府制定并公布《中华民国刑法》,经修订后1935年颁布新的《中华民国刑法》,都视堕胎为非法。1935 年刑法在第二百八十八条到第二百九十二条中规定:

一、怀胎妇女堕胎的,至多判六个月有期徒刑或罚不多于一百块银元。出于疾病或其他防止生命上危险的堕胎,可以免罚。

二、帮别人堕胎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伤及堕胎妇女,视伤情,处六个月至三年有期徒刑。

三、以帮别人堕胎而营利的,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罚款五百块银元。如果伤及堕胎妇女,刑罚加倍。

四、违反妇女意志堕胎的,罚的最重,一般判一至七年,致伤致死的,最高可判无期徒刑。

五、宣传堕胎的,公然传播堕胎方法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再罚一千块银元。

陈炯明骂张竞生神经病

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提出,食物以算术级数增长,而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由此得出人口增长有超过食物供应增长的趋势,社会将因此陷入贫困与饥饿。著作中他将中国作为因人口不断增长导致人们生活水平低下的一个典型例证。

马尔萨斯的思想大约在1880年,随西方经济学著作《富国策》的翻译而被引入中国。随后严复在《天演论》的按语中,详细地介绍了马尔萨斯的学说,马尔萨斯的观点借《天演论》所刮起的进化之风,得到了学界许多肯定的反响。梁启超、陈长衡等学者,纷纷发表文章,支持马尔萨斯的观点。

其中一位学者张竞生,是后来屡屡被提及的另类人物。他是同盟会会员,中华民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最早在中国提出“性教育”的人。1920年,张竞生从法国获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受聘为广东省立金山中学校长。按例他要去广州领取校长任命书,于是得见时任广东省长兼督军的陈炯明,向陈炯明当面递交条陈。条陈中,张竞生力主节育,他有感中国人漫无节制地多生人口,主张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违反的就要受处罚,他甚至连节育方法和节育器具都写得很清楚。陈炯明看后大为不快,他自己妻妾成群,子女众多,隐约觉得受了讽刺,对推举张的财政厅长邹鲁骂道:“这是一位神经病!”

经人劝解,张竞生还是当上了金山中学校长。不过仅仅几个月后,他大刀阔斧的改革,得罪了一些人。因张在《汕头报》写文章提倡避孕节育,有人散布谣言,冠他以“卖春博士”称号,一时闹得满城风雨。张竞生心灰意冷,一度要跳海自杀。后来,蔡元培聘请他去北大哲学系当了教授。1922年桑格尔夫人访华,张竞生忿忿不平:“我于三年前尝极力提倡生育限制法,大受社会的咒骂。不一年间美国山格夫人(桑格尔夫人)来华提倡同一的论调,前时骂我的报纸者竟一变而为欢迎山格夫人的主张了。”张竞生认为,这仅仅“因为伊是美国的女子,我是中国的男人”。

美国节育第一人到访中国

张竞生提到的桑格尔夫人,1879年出生于美国纽约,从小爱读尼采和叔本华,性格豪爽喜欢探索。有关生育最早的刺激来自她的母亲,桑格尔夫人的母亲一共生育了十一个孩子,因无休止的生育而导致身体极度衰弱,年仅四十岁就撒手人寰。桑格尔夫人长大后在贫困的纽约下东区当了一名护士,亲眼目睹许多妇女无法掌控生育而遭受巨大痛苦。她坚信女性若想掌握自己的命运,节制生育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首要任务。

这位美国生育节制运动的创始人、世界计划生育运动的领袖,曾于1922年和1936年两次来华宣传。1922年,她受蒋梦麟、陈达、蔡元培、胡适等人的邀请,在结束对日本的访问后到达北京。4月19号,桑格尔夫人在北大做了一场题为“生育制裁的什么与怎样”的讲演,胡适担任翻译,“听众千余人”,“后至者多不得坐位,鹊立无倦容”。随后,桑格尔夫人又到上海讲演,报刊竞相报道,风靡西方国家的“Birth Control”(生育控制)开始在中国传播。

堕胎在中国古已有之,但科学的节育方法,还是自桑格尔夫人开始在中国得到传播。她在大庭广众下公开讨论各种避孕措施,在保守风气笼罩的中国社会,是一件破天荒的举动。有学者评价:“她这一次的演讲,除下了生育节制的种子外,还创始了一种好的态度,使中国人知道‘性’的事情,原来还是值得用科学方法去讨论。”1934年周建人写文章说:“生育节制终于近来比先前流行了。这虽然不能用数字来证明,但从出卖节育器和药品的地方之多,和讲节育法的书籍的流行上可以窥见一斑。”

当然也会有人表示不满。1936《中央日报》上就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写信的女士说自己的许多朋友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在她们怀孕二三月时,去请求医生把胎儿钳去,每次手术费至少要二三百元。有的人甚至有孕无孕,每两个月必到医生那里刮刮子宫……不消说,她们都是年轻漂亮的太太,社会上的摩登人物,虽然结婚了但是怕生孩子……她们只愿自己享受自由,哪管什么民族问题。”

当时一批知识分子则把生育节制当作“社会的福音”,视为社会改良的良策。1925年,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在清华附近的景山东大街开办的“诊查所”,大概是中国最早的节育诊所。很少有人知道,妇女运动家雷洁琼曾经在1930年与清华、燕京大学的几名教授和协和医院的医生共同创办了“北平妇婴保健会”,当时影响颇大。这样的节育团体和诊所在北京、上海等中国的城市里,多如雨后春笋。1923年至1937年,是中国节制生育运动发展的黄金时期,只是自发于民间,而没有进入官方的视野。

国民政府“鼓励生育,适当节育”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战前并无严格意义上的人口政策,作为中国当时唯一合法政府,国民政府在战时制定的人口政策中,很大程度采纳了生育节制的主张,这标志着节育运动由民间走向官方。

孙中山本人对待人口问题的态度,前后差距颇大。他最早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提出:“今日之中国大有人满之患矣,其势岌岌不可终日。”后来他对中国人口数量并没有表现出忧虑,反而还很自豪,于1919年曾说:“我国地大物博与美国同……劳力之人工,我即四倍于美国。”从1924年开始,孙中山的想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直到逝世前,他都在担忧中国人口数量的减少。他在《民族主义》的讲演中感慨人口减少的速度,说中国在前两年的时间里便减少了一千万人,“最大的影响是受国内的变乱。以后乱是再不停止,真有亡国灭种之忧虑!”

对于孙中山的思想,拥护和反对两派均有,但无疑在国民党党内影响很大。抗战前西北开发,迁徙人口移垦,是国民政府解决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问题的策略。抗战前只做过两次户口调查,但皆非全面人口普查所得,准确性上大打折扣。抗战中期,鉴于抗战中大量壮丁的损失,剧烈的人口变动令全社会渐感人口问题之迫切。公私团体或刊物,以及公开演讲,关于人口问题的稿件和讲题一天多似一天。在这种氛围中,南京国民政府出于战后复员建设的考虑,于1941年在行政院设立社会部,当年秋天,社会部组织成立了一个“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

1941年国民党八届八中全会上,通过了薛笃弼等十七名委员提交的提案,提案中认同当时中国人口死亡率约为千分之三十,产妇死亡率约为千分之十五,中国人平均寿命仅为三十岁。提案提倡要通过卫生建设提高国民的健康。1942年至1943年间,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开会讨论,初步讨论形成了人口政策的纲领草案。有人用“总理遗教”主张中国人口应该普遍无条件地增加,最后定为“合理的增加”。最初草案提交中执委审议时,由于戴季陶对有关“性教育”的内容表示反对而未通过。

接着便是更多次的开会争议与修改,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历经四年辛苦起草的人口政策纲领《民族保育政策纲领案》。在这一纲领中,第四部分提倡促进适当生育,其中写道“鼓励健全夫妻之生育,指导适当之节育,维护孕妇产妇之安全,以期优良子女之增加”。内政部督促各省进行户口清查,并根据旧有资料,汇编成全国的户口统计数据。结果于1947年7月公布,全国人口数为461006285人,这是国民党政府最后一次公布人口数字。国民政府第一次将生育政策明确为纲领,但随着国共内战的迅速打响,这一政策已经无暇实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