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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任鄂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述申

作者:何立波   据《中华魂》    日期:2013-06-04 11: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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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红军时期,郭述申曾是一位显赫的高级将领。他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是党中央任命的首任鄂豫皖边区特委书记,创建和参与领导过红27军(军政委)、红28军(军政委)、红25军(军政治部主任),为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为党的组织和红军队伍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抗战期间,郭述申任湖北省委书记和新四军第5支队政委,指挥了著名的半塔保卫战。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过中共辽北、吉江等省的工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中共西满分局常委、组织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郭述申曾任中共旅大市委第一书记、中纪委副书记,为党和国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积极推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发展
   
    19041227,郭述申出生于湖北省孝感县城关镇一个贫民家庭。郭述申儿时随父在家乡读私塾,1918
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附属中学。19225月,郭述申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投身于民主革命运动。同年秋,郭述申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7年年初,郭述申当选为湖北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常委、教育部长,开始从事农运工作。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受失败,中国革命走向低潮。19276月,在白色恐怖猖獗的血雨腥风中,郭述申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张太雷、陈潭秋等领导下,郭述申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
    
    1928
年年初,湖北省委遭到国民党的破坏。郭述申遭到通缉,处境十分危险。同年春夏之际,郭述申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不久与上级党组织接上了关系。1928年秋,郭述申受党中央派遣赴河南工作,任中共郑州市委书记。19302月下旬,郭述申到上海汇报工作,党中央正式任命他为鄂豫皖边特委书记。19303月,郭述申抵达湖北黄安箭厂河。根据中央指示,320,在中央巡视员曹大骏的主持下,鄂豫皖边区党代表大会在箭厂河召开。会议决定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由25位委员组成,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等任常委,郭述申任书记。410,郭述申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红一军的决定,曹大骏任红军前委书记、政委,许继慎任红一军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6月下旬,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河南省光山县南部王家湾召开,成立了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鄂豫皖特委的建立和红一军的组成,把分散在大别山区的鄂东北、豫西南、皖西北三块根据地的领导统一起来,标志着鄂豫皖根据地的正式形成,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32
1月,郭述申被任命为皖西北道委书记。19326月,蒋介石指挥30万大军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下,鄂豫皖根据地大部分丧失。1012傍晚,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越过平汉线,仓促西进。危急时刻,留在皖西坚持斗争的郭述申召集东路游击司令刘士奇、27师师长徐海东等在英山土门潭举行会议。会上,郭述申宣读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撤销皖西北道委、成立鄂皖工委,任命郭述申为书记的指示。会议决定把金家铺一带的零散部队和徐海东所率领的1个团合编,成立红27军,刘士奇为军长,郭述申兼政委,全军辖2个师,共4500余人。1118,工委率红27军到达金寨县大埠口,返回了皖西北。
   
    1933
6月,蒋介石调动10余万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实施第五次“围剿”。郭述中领导皖西北军民开展英勇的反“围剿”斗争,采取了以外线游击与集中兵力伺机歼敌相结合的正确作战方针,屡屡取得胜利。不久,鄂豫皖省委却没有放弃错误的内线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最终导致皖西北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1011,郭述申在南溪吕家大院召开皖西北道委会议,讨论了武装建设和斗争方针等问题,决定以红82师为基础,重建红2 8军(红2819331月组建,4月并人红25军),由徐海东任军长,郭述申兼任政委。19344月,为壮大主力红军,省委将红28军再次编人红25军,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郭述申兼政治部主任。5月下旬,省委再次调郭述申返回皖西北,继续担任道委书记。郭述申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又一次无条件地服从了省委的安排,离开红25军,重返皖西北,并迅速开展了巩固中心区,开辟和扩大边沿区的斗争。

“肃反”中抵制“左”的做法,郭述申被省委撤去道委书记的职务
   
    1934
年年初,红28军新成立不久,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苏区的兵力又加强了。由于敌人反复“围剿”,搞“过梳子战术”,粮食都被抢光了,人民群众生活非常困难。大别山区的皖西北几乎整村整村的人饿死。在这个关键时刻,担任皖西北道委书记兼红28军政委的郭述申又重病缠身,卧床难起。这时的党政军工作,全由红28军军长徐海东承担着。
    
   
当时,斗争局势险恶,红军几乎天天行军转移,天天有战斗发生。为保障胜利,部队越精干、机动性越强越好。不少人劝徐海东把郭述申留在地方上养病,以减少军队负担。徐海东坚决不同意。他说:“白色恐怖这么厉害,哪里藏得了道委书记?敌人悬赏取他人头嘞!’’在整个转战中,徐海东专门给郭述申配了担架队,他挑选了10名体质好的老红军战士和临时请的老百姓一起,负责郭述申的医、食、行、住和保卫,每次宿营,徐海东必去探望,还亲手给郭述申搭席棚子防雨防露防晒防湿防敌。解放后,郭述申回忆起同徐海东患难共事的详情时,曾流着激动的眼泪对徐海东儿子徐文伯等人说:“我这次大病之难未死,是有海东这样赤诚同心同德的好战友好兄弟啊!我那时的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与我几乎一个时期生了重病,他在鄂东,因没有人照顾,结果病死在天台山。我们讲传统,就要讲同心同德,为了共同事业携手奋进啊!”
    
   
郭述申担任皖西北道委书记期间,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决抵制省委内部肃反的“左”倾错误,反对没有根据的乱捕乱杀,冒着个人遭受打击的风险,保护了一批革命同志。19336月,郭述申到省委汇报工作,省委告诉他,在鄂东北工作的留苏学生胡正明是反革命,已被处决。胡的爱人夏玉华在皖西工作,也是留苏学生,也是反革命。郭述申回皖西区后,经调查,曾任红27军政治部副主任、时任红军第3游击师政治部主任的夏玉华是个好同志,没有执行省委指示,把她保护下来。
   
    1934
年夏初,省委代表高敬亭到皖西北视察工作,指责郭述申“肃反不坚决”。高敬亭仅根据一个副营长被逼出的口供,就认定皖西北道区指挥部司令员吴宝才和道区政治部主任兼82师政治委员江求顺是“反革命”。郭述申和徐海东坚决反对。郭述申和高敬亭发生激烈争论。郭述申说:吴宝才和江求顺都是经过战争考验的好同志,怎么能只凭一个人的口供就定他俩是反革命呢?高敬亭说:你肃反不坚决,严重右倾。
   
   
由于党内“左”的错误路线的影响,郭述申在工作中虽取得成绩,但并没有得到上级的肯定,反而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1934928,鄂豫皖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轻信了高敬亭的一面之词,作出《对郭述申同志的决议》,错误地认定指责郭述申“缺乏残酷的复杂阶级斗争警惕性”,造成了在肃反问题上表现严重的机会主义动摇”,而且是“最主要最明显的代表”。省委撤销了郭述申的省委常委蒹皖西北道委书记的职务,安排他回红25军政治部当宣传科长。郭述申去红25军政治部担任宣传科长后不久,又担任了224团政治处主任。当时,团里没有政治委员,政治工作基本由郭述申承担。发生拐河战斗的当天,敌人来势汹汹,该团战斗力较弱,仓促上阵。团长张绍东又怯战,刚上火线,一接敌扭头就带部队后退。团供给处长一边退还一边喊:“不得了了,赶快逃呀!”军长吴焕先发现后,同副军长徐海东紧急调兵,采取果断措施,带部队冲了上去,顶住了敌人,才免于更大的伤亡。
   
   
25军保卫局长戴季英等人找徐海东研究捕杀郭述申,说拐河战斗发生军心动摇、队伍溃退责任全由郭述申负责,公然说郭述申是“反革命”、“第三党领袖”。徐海东一听就火了,气愤地拍着桌子说:“说郭述申同志是反革命,我们都是反革命,你们这些人,把老郭同志整得还不苦吗?你们还想干什么?把忠臣良将都害死?不干共产主义了吗?那才叫真正的反革命哩!”徐海东怕戴季英不听他这个副军长的话,立即又去找政治委员程子华、军长吴焕先等。军领导一致同意徐海东的认识,才使任团政治处主任的郭述申幸免于难。郭述申每当回忆起这件事都诚恳地说:“那时候,杀个把人简单得好像跺脚踩死一只蚂蚁似的。何况是在两军交战的火线上?一个领导人,无论大小,不明察秋毫,不调查实情,不倾听来自群众的意见,就是真正的没水平!”“我两次大难不死,海东是救命恩公啊!”
   
    1934
11月中旬,鄂豫皖省委及红25军执行党中央关于战略转移的决定,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踏上了长征之路。
   
    1935
9月,郭述申任红25军政治部主任。915,红25军作为工农红军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队伍,与刘志丹率领的红26军、红27军胜利会师。917,西北工委与鄂豫陕省委在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撤销红25军、红26军、红27军的建制,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郭述申任陕甘晋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军团政治部副主任,11月任军团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做军队政治工作颇有建树,特别是他批准在红15军团政治部的《红旗》报上刊登《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在军队中传唱至今,对加强部队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新四军第
5支队政委,创建路东根据地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8月初,中共中央电令郭述申到湖北工作。19386月,中共湖北省委正式成立,郭述申任书记。省委继续贯彻“发展外县党组织”的工作方针,从武汉抽调一批省委委员和区委委员先后到外县主持党组织的发展工作,共陆续建立起鄂东、鄂南、鄂中3个特委和鄂西、鄂北2个中心县委,形成了省委、区委、支部三级党的系统。到193810月武汉沦陷前夕,湖北全省党员数量达3300余名,建党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1938
9月中旬,郭述申奉命赴延安列席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召开期间,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中原局以刘少奇为书记,郑位三、郭述申、朱理治、李先念、谭希林等为委员。11月下旬,郭述申等一行随刘少奇离开延安。19391月下旬,郭述申到达安徽省金寨县白水河镇,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决议。
   
   
不久,中共中央电示郭述申以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为基础,组建新四军第5支队。71,第5支队宣告成立,全支队共3000余人,司令员罗炳辉,政委郭述申,副司令员周骏鸣,参谋长赵启民,政治部主任方毅。当时,我党军队团以上单位有军政委员会,兼有党委和行政的双重权利。郭述申是支队政委,也是支队军政委员会书记,是重大问题的最终决策人,因而他对支队的创建与发展负有更大的责任。
   
    1940321,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乘5
支队主力西援津浦铁路以西之机,调集1万余人向我半塔集地区进攻,著名的半塔(集)保卫战从而拉开了帷幕。5支队留在半塔集地区仅有后方机关、特务营、教导大队等共2000余人。由于兵力悬殊,路东局势危急。整个路东保卫战一开战,形势就万分险恶。郭述申作为5支队主要领导,一面向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报告情况,一面与支队领导紧急磋商,首先定下了坚守半塔集,稳住核心阵地的决心。随后周骏鸣副司令员赶往火线,在机枪连火力支援下,亲率特务营第12连奋勇冲杀,夺回了光山制高点。我军占领有利地形后,又经过一个下午的反复拼杀,终于解决了半塔集的被围之势,主阵地趋于稳定。此时,刘少奇给支队领导复电,要求死守半塔集,等待主力回援。郭述申积极贯彻中原局的意图,与支队几位领导商量下一步任务,决定不管有多大困难,坚决守住半塔集。同时议定,全线作向心收缩,以保障主阵地的稳固。收缩后的防线正面不到20公里,一线防守兵力不到1000人,在自卫队的大力协同下,顶住了敌万余人的持续进攻,战线始终未被突破。327,第5支队主力东返,向围攻半塔集的顽军大举反击,顽军被击溃,仓皇后撤。329,第5支队等部乘胜追击,相继在盱眙县王店集、莲塘和竹镇等地又歼敌一部。此战,共歼顽军3000余人,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为建立淮南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半塔保卫战的胜利,是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一个起点。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建立了来安、嘉山、盱眙、天长、高邮、高宝等8县抗日民主政权,进而开辟了淮宝地区,为实现从华北到江南打成一片的方针迈出了坚定的一步。半塔保卫战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指挥著名的郭村战斗的新四军第3支队6团团长叶飞后来说:“在后来的郭村战斗中,就运用了半塔保卫战的经验。”陈毅曾高度评价半塔保卫战的胜利说:“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就有了黄桥。”
   
    1941
3月,郭述申等新四军七大代表,历经7个月的艰难跋涉抵达延安。因七大延期召开,党中央决定郭述申等留在延安学习。从19421月到19435月的一年多时间里,郭述申在中共中央党校第一部学习和参加整风。整风运动期间,郭述申还结合学习文件作了一些心得笔记,其中《谈季米特洛夫干部政策》一文,由于观点鲜明,有事实,有分析,受到毛泽东的好评。毛泽东阅后于1942825亲笔批示给予肯定和鼓励。

    1943
54,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央研究院,将其人员并人中央党校,组成党校第三部并任命郭述申为三部主任。党校三部的200余名学员,大多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不少专家学者,如范文澜、艾思奇、郭小川、丁玲、艾青、萧军、刘白羽、陈波儿等。在郭述申主持三部工作时期,三部的整风学习进展较为顺利,审干工作也没有出现严重的过火行为。

提倡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1945
8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同年9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决定从华中、华北及延安地区迅速抽调10万部队和2万名干部出关。10月间,原定派往新四军工作的干部全部被改派去东北。下旬,郭述申与张闻天、李富春等一行离开延安去东北。郭述申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说:“党的七大开过了,要按七大的方针办事,到前线去代我向同志们问好。”
   
    11
月初,郭述申一行抵达沈阳,东北局安排他到辽北工作。3日,郭述申到位于辽吉交界的四平市。根据中共中央和东北局抓紧东北工作的指示精神,郭述申到达四平的当天就在原中共辽北省工委的基础上组建了辽北省委和省军区,郭述申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军区司令员由倪志亮担任。
    
   
新中国成立后,郭述申在东北工作了十几年,历任中共旅大区党委副书记兼旅大市总工会主席、中共旅大市委第一书记兼旅大警备区第一政委、中共辽宁省委常委等职。“大跃进”开始后,全党“左”的思想抬头并逐渐占了上风。19596月底,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8周年的报告会上,郭述申作了《提倡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的报告,对大跃进运动中流行的“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唯心主义的浮夸言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号召全市党员干部“要敢于坚持真理”,不要“看风说话,事实怎样就怎样,有几分说几分”,
 
   
“应力求踏实、谦虚谨慎、不务虚名。”这些鲜明正确的观点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以《大连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公开发表,不仅表现了郭述申较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同时也表现了他襟怀坦荡、刚直不阿的优秀品格。
   
    
“七千人大会”后,郭述申力图通过党内强调发扬民主的大好时机,促进党内生活正常化,借以纠正工作中的失误。1963年,郭述申被以“严重的政治立场和组织原则错误”为名,撤销了大连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中纪委副书记的最后岁月
   
   
“文革”结束后,郭述申于1978年当选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郭述申被选为中纪委副书记。
   
   
郭述申复出工作时已年逾古稀。但他仍然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到纪检工作中去。他坚决拥护并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以及加强党的建设和加强纪检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他先后赴安徽、北京、云南、陕西等省市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为建立和健全地方纪检机构、加强对纪检干部的教育和正确开展纪检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指示。1981年,他还参与和领导了对刘少奇、瞿秋白等人重大冤、假、错案的复核审理和平反昭雪工作以及参加对林彪、 “四人帮”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的审查和结论工作。19829月,郭述申当选为中顾委委员,退居二线。
    
    1985
9月,郭述申从中顾委委员职务退下来时,已经是81岁高龄。他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回顾、关心和期待上。为了对党史、军史、革命史的研究有所裨益,他对自己所经历的革命实践活动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据不完全统计,他从198511月到19947月逝世,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共写出了43篇文章、10余首诗歌,在各种报纸和书刊上发表。郭述申还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列席了党的第十三次和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党中央制定大政方针提出了建议和意见。郭述申虽然年事已高,身体不好,但仍多次走访老区,出席革命烈士纪念活动,看望老红军和烈士遗属。他还应邀到他曾经任过职的部队看望指战员,给他们讲红军的光荣传统并参加他们的一些庆祝活动。把他赤诚炽热的心献给党的事业,为他所走过的一生画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在郭述申逝世前两个月,他还主动向中央建议,为戴季英解决生活困难问题。戴季英原是红25军领导者之一,长征途中要杀郭述申的就是他。后来,戴季英屡犯错误受处理,被开除了党籍,晚年境遇很不好。19945月,戴季英从河南来到北京,郭述申不顾年老体弱亲自去看望他。得知戴季英生活有困难,郭述申解囊相助,还向其他战友募捐。
   
   
郭述申不忘曾经浴血战斗过的皖西老区的经济建设,十分关心老区革命史的编写工作。1979年和1980年,他亲自为《立夏节烽火》和《皖西革命回忆录》两书撰写序言。 1983年年初,他对金寨县报送的“金寨烈士塔碑文”进行了细致的审定。1984年,已80高龄的郭述申,亲赴六安参加《皖西革命史》一书的审定会议,并作了指导性的发言。会后,郭述申又赴当年皖西北道委所在地的金寨县参观了革命历史博物馆和烈士塔,看望老红军,并多次向陪同人员询问老区的经济发展情况。1987年和1993年,郭述申又分别为《皖西革命史》《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撰写了序言。

    1994
714,郭述申在北京病逝,终年90岁。他在自己的遗嘱中写道:“在我觉悟到要做一个共产党员而要求入党(19276月)以来,已整整60年了。在这一漫长的奋斗生涯中,有成功的经验,有失误的教训,但我没有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平淡的词句,朴实的语言,表达了他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的高尚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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