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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周有光:我就是一个文盲

作者:包丽敏   据 《人物》    日期:2013-08-19 14:55:13


周有光

    周有光,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生于1906年1月13日。对他而言,一个世纪的历史浩荡,人生汹涌,最后都平静地流汇到了北京朝内大街后拐棒胡同一幢灰色的老楼里。

“我只比你大100岁哩”

    当人生进入第108个年头,照顾了周有光先生16年的保姆说,这些年他“变得越来越慢”。的确,当他转身从窗台或书架上拿一本书,或者伸手从书桌上拿起一件物什,或者因为听不清将手举起来放到耳朵后边时,一切都有点像是电影里的慢镜头。
    但有些东西却是岁月没能夺走的。他还剩几颗牙,像战斗到最后的士兵,他始终依靠它们进食。而更顽强的,或许是他对外界新鲜事物的好奇和跟进。

    他每天都要固定阅读5种以上报刊,《参考消息》是必看的,因为“里面还是有材料”;英文的《中国日报》也几乎每天都要看,因为要知道哪些中文说法跟英文说法对应。他定期读友人从海外寄来的《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以及各种各样的图书。有些时新的书,在国内版本面市之前,他早已经读过了。“有的时候一天看一本书。我看书快得很,常常一本书里面我一下子能找到自己要看的东西。”他一边读书,一边用红笔在书上勾勾画画,做满记号。

    电影《阿凡达》热的时候,他想要去看。北京5号线地铁开通不久,他就坐着轮椅亲自走了一遍。报上说星巴克火,他要坐上轮椅让儿子推着到王府井去尝一尝。他104岁的时候,跟人家大谈一种叫推特(Twitter)的“新花样”,还对手机大加赞叹:“手机几乎是万能的,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新闻,可以看书,可以谈话并看到对方的脸。手机将人融合在一起,集合信息化的大成,将来还会有大的变化。”

    即使腰背已经弯曲,再无法挺直,他仍然有一点雄心:“假如有人请我去演讲,我讲3个钟头不会累的。”确实,他快满100岁的时候,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作了一场为时一个多小时的讲座,关于比较文字学,只带了提纲,讲稿全在肚里,讲完还现场答疑一个半小时。

    102岁那年,他在亲友的陪同下到北京郊区泡温泉,对一个2岁的婴儿说:“我只比你大100岁哩。”

他钻进学问里,坚持不从政

    周有光出生时,清朝的皇帝还坐着龙廷,他看着家里面从原来点油灯变成点电灯,然后又跨入电脑时代,看着手机怎样“让万里之外的人跑到耳朵旁边”,他的一生几乎就伴随着这个古老国家向现代化转型的一个世纪的阵痛。

    最悲苦的岁月要数抗战时在重庆。日机轰炸的日子里,天天面对死亡。一次,他坐滑竿下坡到码头,一个炮弹飞来,旁边的人都炸死了,而他自己“吓得不知道害怕了”。一家人的住处3次被炸光,有一处,他们尝试从废墟挖下去看看还能抢救出什么,结果只挖出一双橡皮鞋还算完好。他的5岁小女儿,仅仅因为得了盲肠炎,在缺医少药的战时,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死去。回忆起这段往事,他脸上少有地现出痛苦,将眉骨紧紧地锁起来。

    最开始他研究的其实是经济学,并被一家银行派驻到美国华尔街工作。上海解放后,一家人高高兴兴买了船票回国。他以为新中国最重要的是经济建设,没想到他的所学并不被需要。如果不是在1955年“被改行”调入文字改革委员会去搞语言文字研究,他很可能已经像他那些经济学家同行一样,不由分说被打成“右派”,甚至自杀。

    他从未想过自杀。某种程度上,周有光得以从历次政治运动中“幸存”下来,部分是因为他刻意保持与政治的距离。他钻进学问里,坚持不从政。

“我得赶紧给自己扫盲”

    周有光开玩笑说他从80岁以后开始重新计算年龄,81岁算1岁。某种意义上,他人生一扇全新的门也正是在那之后不久打开的,那是1989年他83岁离休。此前,他是术业有专攻的语言文字学家;此后,他成了一个文化学者,研究世界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规律,以耄耋之年不时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就一些公共话题发表意见。

    相比较而言,文化学者周有光的公开言论,比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引起了更多的共鸣。他谈论所谓“中国模式”,说没有“奇迹”,只有常规;他引用李慎之的观点,赞同回归“五四”;他批评中国的教育现状,直言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2011年,105岁时,他还在以敢言犀利而著称的《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文章,从“阿拉伯之春”看政治的全球化,谈论为什么北约要轰炸利比亚,因为联合国有一个“保护责任”新理念的决议,决议“确认当独裁者屠戮本国民众时,世界大国有权利和义务介入”。

    周有光调侃自己是“两头真”:年轻时“天真盲从”,年老时“探索真理”。
    “探索真理”的过程是离休后真正开始的。因为年龄已经不允许他经常到图书馆查阅资料,他不得不放弃语言文字的学术研究,开始了被他描述为“随便看书”的一段新生涯。这一看,他突然发现了“一个知识的海洋”,而“我就是一个文盲,我得赶紧给自己扫盲”。